红军被迫长征另有隐秘缘由
“土地”的极限之所在，恰恰也就是苏区发展的极限之所在。经过若干次的“翻饼”之后，1934年的苏区，在面对的军事“围剿”时，无论是物资的补给，还是兵源的补给，都已经难以为继，更兼博古、李德错误的军事路线，红军最终选择长征，是必然之事。
农村的破败程度，其实超过了晚清。以福建为例：1929年一份莆田地区的调查则显示，莆田盐田民众“常年都是吃甘薯，除非是年节讨老婆生儿子才有三、二顿饭”。
其实，这种破败不仅仅限于自耕农和租佃农民，地主们也同样陷入困境。方面的经济学家薛暮桥，在谈及1949年前的农村经济时，曾中肯地说道：“中等地主之能收支相抵不致沦入债丛者，亦已寥若晨星。”福建惠安后楼村最大的地主庄宗国，坐拥四百多坎盐田，其生活标准是：“平时三餐都吃地瓜干……初一、十五、年节就吃两餐米饭，一顿地瓜粥”。
自耕农和佃农们吃甘薯，中小地主普遍借债，大地主则吃地瓜干……农村普遍破败的根源何在？在胡适看来，农村的普遍衰败，是中国融入世界经济，同时又遭遇1929年世界经济大危机的结果。胡适具体总结了两大原因：（1）西方经济的强势冲击，使中国农村粗疏的主、副业无力抵抗；（2）军阀混战，苛捐杂税多如牛毛，加剧农村衰败。
1934年3月16日，山东人李天倪向国民经济委员会第二次委员会议提交了一份《关于救济农村破产提案》，该提案不但敏锐地意识到国内农民的粮食生产饱受廉价进口粮食的压迫，而且通过详细的成本核算，得出农民在现有粮价前提下，种粮收入还不够偿付种粮成本，最后不得不破产的结论。
农村经济全面破败的状态使大部分农民确实都在生存线上苦苦挣扎。国民和苏维埃都同时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前者的解决措施，是在全国范围内发起“农村复兴运动”；后者的解决措施，则是发起以阶级斗争为指导思想的“土地”。“农村复兴运动”终于流产，“土地”却风起云涌，个中原因，是一目了然的——大量只有5亩、10亩土地的自耕农们，寄望于得到50亩、100亩土地之后，能够摆脱生存的危机。
曾担任过福建省苏维埃财政的李六如说：“打了一些胜仗，形势日见高涨之后，一般农民天天跑来问我们：‘你们不是说大家分田吗？’一面拍我们的肩背，一面笑眯眯地催促。”
这种对土地的极度渴望，正是1930年代中国的底层农民虽然大多不能理解“苏维埃”为何物，但却能支持苏维埃政权，在江西、福建两省范围内，掀起主义的巨大波澜的真正缘由之所在。
“土地”固然能够发动大量底层民众加入苏维埃，但是仅仅依靠单纯的土地重新分配，并不足以完成农村的复兴。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苏区可谓成也“土地”，败也“土地”。
学者杨奎松在《中间地带的》一书中，是如此描述这种成败玄机的：“仅从1929年到1931年苏维埃共和国宣告成立前，江西范围内的苏区分田运动多半就至少搞了两三次之多。1929年是不管成分如何，没收一切土地平均分配；1930年是划阶级定成分，重新分配土地。第二次重分过程中，因为一些地方没有‘抽肥补瘦’，结果夏天搞了一次，秋天又第二次再分。1931年3月新的土地法草案出台，明文规定‘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结果又引起新一轮更为激烈的重新分配土地的斗争……”
苏区之所以年年“打土豪分田地”，党内政见分歧固然是一个重要原因，但更重要的因素却在于：一方面，“土地”是发动群众起来最有效的手段，另一方面，“土地”又不可能彻底根除农村的普遍衰败，如此，为了继续推进，就惟有不断“翻饼”，一年一次，乃至一年两次、三次，重新“打土豪分田地”。
当然，频繁的“翻饼”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现实原因，就是通过“打土豪”来筹钱。王明在《中国苏维埃政权的经济》一文中曾如此总结红军筹钱的主要渠道：
“以前红军的供给是怎样来的呢？前此红军供给的主要来源，第一，是没收地主、军阀、官僚、绅士等方面的财产及储藏品；第二，占领新区域和新县城市；第三，夺取的粮饷军装；第四，苏维埃政权在苏区内征收赋税。现在的情形是怎样呢？现在这些方法，其中很多都比较少了成效。”
到1933、1934年左右，上述方法都已失效。具体原因，王明总结为四条：（一）在旧苏区内，地主、绅士、军阀等已经没有了。因此，在这些区域内再没有什么可以没收了；（二）进攻新的县城已经很难，一方面“许多县城都早已操在苏维埃政权手内”，剩下可进攻的只有南昌、抚州、赣州这种防御坚固的大中城市。另一方面，与苏区邻近的“城乡里的地主、官僚、豪绅等，早已将金银细软及一切动产移到上海等大的中心城市里去了，所以近来我们占领了县城，时常多半得不到很多财物和粮晌”；（三）因为蒋介石采取了新的碉堡战术，“夺取的粮械也更难了”；（四）征收赋税，“由于苏区经济状况的变坏，苏维埃政权在征税时不能不遇着许多客观困难。”
1933年苏区的查田运动，证实了王明的判断。据当年的多次调查，在苏区必须拥有6—10担谷田（约三四担田合一亩），才能勉强够吃；但在1933年的查田运动中，拥有9担谷田的民众已经被定性为地主了，江西省公略县曾查出“地主”381家，没
收地主土地5168担，按当时“地主不分田”的，这5168担田实际上是这381家“地主”的全部土地，以每户地主两个劳动力计算，每个劳动力拥有的土地不足10担，还在温饱线上挣扎。这样的家庭都能被划为“地主”，可见经过多次“翻饼”之后，苏区确实已经没有地主了。
频繁“翻饼”的后果，如王明所说，是“苏区经济状况的变坏”，也可以说是彻底恶化。一方面，是民众对土地的拥有缺乏安全感，对生产缺乏积极性，担心“将来有一碗吃的人都会被打为地主的”；另一方面，随着的“围剿”压力越来越大，大量的壮丁被征召前往前线，后方生产荒废严重，而后方生产荒废，又反过来导致苏区民众不愿参加“扩红”，甚至于选择逃出苏区。
“土地”的极限之所在，恰恰也就是苏区发展的极限之所在。经过若干次的“翻饼”之后，1934年的苏区，在面对的军事“围剿”时，无论是物资的补给，还是兵源的补给，都已经难以为继，更兼博古、李德错误的军事路线，红军最终选择长征，是必然之事。正如曾长期在苏区担任要职的舒同1947年所总结的那样：“同志们都知道，我们苏区最后不能坚持而被迫万里长征，除了路线错误之外，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我们财政的枯竭，人力物力财力的枯竭，几乎到了山穷水尽的境地。”
据《转型中国》 谌旭彬/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