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8卷第1期西安社会科学
Vol.28,No.1Xi’anSocialScience2010年2月
Feb., 2010
宝鸡青铜器的收藏与价值
付 建
(陕西师范大学 陕西西安 710062)
摘 要:宝鸡是青铜器之乡,其出土青铜器历史悠久,数量巨大,工艺技术精湛,证史价值很高。是古代文化中的奇珍魂宝。
关键词:宝鸡青铜器;收藏;证史价值
文章编号:978-7-80712-402-3(2010)01-125-02 宝鸡古称陈仓,位于关中盆地西部,曾是商的西陲,西周王畿,秦人的发祥地和秦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地区。宝鸡出土的古代青铜器,上起商代早期,下迄秦汉,贯穿了青铜时代的育成、鼎盛、转变、更新和衰落各个发展演变过程,并且分布很广。已有10多个县区出土过商周青铜器,商代青铜器主要分布在扶风、岐山和麟游等县区。西周青铜器主要分布在扶风、岐山、凤翔、眉县、陇县、千阳、麟游、凤县、陈仓等县区,分布密集区是周人的发祥地及国都所在地的扶风、岐山二县北部,以及相邻的宝鸡(陈仓区)、凤翔、眉县。春秋战国青铜器几乎各县区均有出土,但以凤翔、陈仓区、陇县出土最多。
最大,制作最精美的稀世珍品。同时所出土的鎏金
银竹节形柄铜博山炉,乃西汉未央宫之物以其精湛的制作工艺为人屡屡称道,其鎏银工艺更是特别,此外,长信宫灯、马踏飞燕都可代表当时的铜器铸造工艺。随后各代都用大量的青铜造钱和造佛像,而各代的钱币也可体现青铜的铸造工艺,佛像则最著名的为隋开皇四年供养人董饮的发愿佛像组合,分为鎏金阿弥陀佛,由一佛、二菩萨、二力士、一香熏和二蹲狮组成,明清的金铜镶嵌技术都可成为当时代表。
从汉代开始,出土的青铜器就被收藏和研究。清朝以前大多收藏在皇家内府和达官贵族之家,吕大临《考古图》收录的青铜器百分之四十都藏在大宋天府。私家收藏以刘敝为最多,其次有文彦博、张焘、王钦臣、张舜民、李公麟、范育、刘瑷、田概和赵茂等。元代收藏宝鸡青铜器的有鲜于枢、赵孟頫等,清代藏于皇宫的都著录在《西清古鉴》《宁寿鉴古》、、《西清续鉴》甲编和乙编四本书中,其余私人收藏更是多不胜数了。现在,国内收藏宝鸡古代青铜器的单位也特别多,如陕西历史博物馆、宝鸡市青铜器博物馆、周原博物馆、扶风和岐山两家县级博物馆。另外,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历史博物馆、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台北故宫博物院、天津历史博物馆、河南省博物馆等。除此之外,国外收藏宝鸡古代青铜器的个人,已知的有美国大都会博物馆、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纽约市博物馆、波士顿美术馆、芝加哥美术馆、弗利尔美术馆,福格美术博物馆、火奴鲁鲁美术学院、以及芦芹斋、皮百斯、穆格等私家,还有丹麦国立博物馆、法国吉梅博物馆、赛努施基博物馆、英国大英博物馆、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博物馆和悉尼博物馆、日本书道博物馆、白鹤美术馆、宁乐美术馆、藤井有邻馆、以及荣厚、住友等许多私家。宝鸡青铜真是无处不有。
一、宝鸡青铜器收藏
周代的青铜器非常有名,它们成套的出现,数量更多,仅在宝鸡地区从西汉神爵四年(前58)出土于美阳县的尸臣鼎(汉代的美阳县故址在今扶风门镇,其辖区约扶风县、岐山县的北部)到2003年元月眉县杨家村出土27件国宝,共计三万余件。著名的有天亡簋(大丰簋),大小孟鼎,大小克鼎、毛公鼎、散氏盘和虢季子白盘等西周重器,并且西周的铸铜作坊除洛阳北窖铸铜遗址,其余两处均在宝鸡境内,周原庄白铸铜遗址和岐山庙王村周公庙遗址,[1]这是现在仅发现的三座。
春秋以后由于铁制工具的出现,青铜器的使用范围是越来越小,但是这并不说明青铜器就走向灭亡。礼器虽不断地减少,可是装饰品、建筑材料却越发展越精美了。青铜水禽是秦始皇陪葬物品的重要发现之一,出土有包括仙鹤、天鹅、凫雁等三个类型约46件,修复过的青铜凫雁栩栩如生,羽毛表现极其精细,为我们了解秦代的青铜铸造工艺增加了新的材料,还有陪葬坑中的铜车马都是其代表作。西汉武帝茂陵阳信长公主墓陪葬坑出土的鎏金铜马,高62厘米、长76厘米,是迄今所见鎏金器物中体量
二、青铜器的价值
收稿日期:2009-11-20
作者简介:付建(1982-),男,陕西泾阳人,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学与博物馆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青铜器研究。
・125・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70年代后期至80年代初,考古工作者在宝鸡
渭水两岸的纸坊头、竹园沟、茹家庄等地陆续发现了西周王畿附近的小方国———弓鱼国贵族的墓地,出土了大批具有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倍受世人瞩目的珍贵文物,这是西周考古的一次重大发现。尤其是纸坊头1号墓中的几件青铜器,风格独特,制作精美,一面世即引起轰动。
弓鱼国史籍无载,研究者认为弓鱼国可能是古巴蜀人的一个部落,因助武王伐商有功而被封于宝鸡一带,铭文中的弓鱼伯当是古弓鱼国的一代国君,在1号墓中出土了很多珍贵礼器,但最为特别的是弓鱼伯双耳方座簋,此簋侈口,敛颈,深腹,高圈足,下承方座,两兽耳下垂长方形珥,腹饰两组大兽面纹,中心线皆为鸟形扉棱,兽面两侧的空隙以龙纹填补,两耳为圆雕的牛头,其上置一猛虎,口衔牛首,前爪攫牛耳,簋耳弯曲细长恰为虎身;后爪扒伏器壁,长尾下垂,尾梢上卷,与腹壁大兽面相协,浑然一体,圈足饰龙纹,两两相对,以短棱相隔,方座上面四角饰小巧的牛首纹,四壁以折角为中轴各饰一牛角兽面纹,牛角弯曲锐利,翘出器表,双耳簋的装饰有三个层次,第一层是平雕云雷纹,第二层是高浮雕的兽面和夔龙,第三层是双耳,扉棱,牛角等圆雕。三个层次以其不同的内容和力度层层推出,牛首这一主题纹饰被一再地重复和强调,恰似交响乐中重复奏响的主旋律,而辅助纹饰则在肆铺作,填满所有的空间,总观整个器物,造型庄重端严,纹饰繁缛富丽,冷艳神秘的气氛夺人心魄,簋内底铭文六字“:弓鱼伯作宝尊簋”行距数据为疏朗,结体端庄,颇有庙堂之气。
弓鱼伯双耳方座簋,从其艺术风格看,其恢宏的造型,繁缛的装饰,以及写实的圆雕技法,很大程度上承袭了商文化的衣钵。这种影响一方面由商人传播过来的,另一方面可能来自陕西南部的城固,洋县一带受商文化影响的巴蜀文化,耳部的虎口噬牛首非常特别,商周时代牛受到重视,被赋予神性,牛的肩胛骨用来占卜,在祭祀中牛被称为太牢中的第一牺牲,而虎则是西南地区普遍受到崇拜的图腾动物,虎噬牛首可能是弓鱼人图腾崇拜的反映。另外簋的底部装有铜铃,搬动之时铃声清脆悦耳,这种作法常见于西北和北方草原地区青铜文化,弓鱼国地当周人与西南、西北民族联系之要冲,其文化所包容的因素相当复杂。可见,宝鸡青铜文化是不断溶进的多元文化,为中国大一统文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003年元月,在眉县杨家村发掘的窑藏青铜器中,27件都有铭文,共计4000余字,尤其是逨盘和四十二、四十三年逨鼎的长篇铭文,为我们清晰地勾勒了西周历史。对此,马承源先生认为“,这是震惊文物考古界的重大事件,单从文字来看,也是西周金文发现史上一次空前的壮举。”铭文中年月日和月相的记载,有助于检校万众瞩目的“夏、商、周断代工程”的阶段性成果,对于构建中华民族文明史将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
我们知道金文时代的判定,有相对年代与绝对年代之别,因而相应形成两种不同的金文断代方法,一是标准器断代法,一是历朔断代法。标准器断代为研究对象,着力探讨构成的两大理论支柱,即时王生称说和康王之庙说。另一种为历朔断代,历法要素金文断代始于国学大师刘师培,继之学术界形成两大主要派别;一派主要以王国维的月相四分说为
[2](p3-p4)
依据,一派主要以俞樾的月相定点说为指归。
月相指月球盈亏圆缺的各种形状,现代天文学对月相的描述分为新月、上弦、满月和下弦。其中新月和满月与中国农历(夏历)中的朔和望对应,西周时人们是“观象授时”,西周金文中,除记年、月、天支(日)等时间外,有时会出现“初吉”、“既生霸”、“既望”、“既死霸”等计时名词,根据古典文献的记载,它们是古人描述月相的词语,一般认为“既”意为已经“,望”既满月“,霸”指月球光面亏缺到月光消失这段时间,而“初吉”出现在一个月的初一至初十,金文中的月相把一个月分成4段时间,为共存的年、月、日提供了更加明确的条件,对重建我国确切纪年以前的年表有重要意义。
四十二年逨鼎,共2件,两件器形、纹饰、铭文相同。鼎为古代礼器,该器立耳,口沿平且外折,圜底,蹄足,口沿下饰变体龙纹,腹部饰波带纹,耳外侧饰凹弦纹,器身铸扉棱16个,足根部外侧饰饕餮纹,铭文铸于内壁,主要记述了西周王封长父为侯于杨地,逨受命辅佐长父立国,并征代玁狁有功,受到周王室册封奖赏之事,此铭文年、月、支月相俱全,为研究西周历法提供了新的资料,铭文共计25行,计281字,其中有“:惟卌又二年五月既生霸乙卯,王在周康穆宫,……”。四十三年逨鼎,共10件,按大小排列,重量不一。该组器形、纹饰与四十二年逨鼎相同,因第九、第十号两件器形较小,不能通篇记铸,而将金文分为两部分,分铸于两件器物内壁,其余8件内壁均通篇铸录金文,记述逨担任虞林,供应王室山泽物产有功,周王室册封其为官司历人,训导其如何施政,及受到奖赏的情况。铭文31行,计316字,其中有“惟卌又三年六月既生霸丁亥,王在周康宫穆宫,……”。为了弄清夏、商、周三代纪年,科学家经多年研究,形成了两套办法,一是标准器断代的“金文历谱”,二是用现代天文学方法编出了一套“合天历谱”。“合天历谱”更接近于西周历法的原貌,这次,眉县杨家村窑藏出土的四十三年逨鼎铭文中月相“既生霸”与诸历谱相合,但四十二年逨鼎铭文中月相“既生霸”与各历谱均不相合,对此又该作如何解释?大家了解,说一项考古发现是重大发现,主要不是看其间得到了多少珍宝,而是看该发现是否能增进人们对某一时刻历史文化的认识,能够由之改变传统的理解。填补史实的空白者,才称得上是重大发现。由此,可见杨家村的青铜器更是能改变人们的认识。
“青铜器之乡”,这是2004年视察陕西时对宝鸡青铜器的美誉。可见宝鸡青铜器在中华文化上的重要地位,它们改变人们对西周的经济、文化、科技等多方面的再认识,填补史实,探讨现当代人对我们祖先艰苦历程的重新认识、重新定位;解决重大历史问题,所以宝鸡青铜器是当之无愧的“青铜器之乡”。
参考文献:
[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夏商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2]杜勇,沈长云.金文断代方法探微[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2.
(责任编辑:刘军平)
・126・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