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冕和季遐年、王太、盖宽、荆元都是《儒林外史》中很特殊的人物。其中，王冕只在第一回的楔子里有所显露，而且是以正史中的王冕形象作为基础加工而成的。季遐年、王太、盖宽、荆元四人都是第五十五回中出现的“俗世奇人”形象。而这五个形象之间有不少共通之处，可谓是作者有意安排而成的。
一、传统儒家美德
这五个人物身上都能体现出一定的传统儒家美德，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层面。
一、孝道。如第一回中写王冕：
他母亲做些针指，供给他到村学堂里去读书。看看三个年头，王冕已是十岁了。母亲唤他到面前来说道：“儿啊！不是我有心要耽误你，只因你父亲亡后，我一个寡妇人家，只有出去的，没有进来的；年岁不好，柴米又贵，这几件旧衣服和些旧家伙，当的当了，卖的卖了，只靠著我替人家做些针指生活寻来的钱，如何供得你读书？如今没奈何，把你雇在间壁人家放牛，每月可以得他几钱银子，你又有现成饭吃，只在明日就要去了。”王冕道：“娘说的是。我在学堂里坐著，心里也闷；不如往他家放牛，倒快活些。假如我要读书，依旧可以带几本去读。”当夜商议定了。
面对贫穷寡母，王冕并没有对母亲让其辍学放牛一事感到埋怨，反而是以“在学堂里坐著，心里也闷；不如往他家放牛，倒快活些”之言宽慰母亲，可见其孝顺。再如第五十五回写荆元：
朋友们和他相与的问他道：“你既要做雅人，为甚么还要做你这贵行？何不同些学校里人相与相与？”他道：“我也不是要做雅人，也只为性情相近，故此时常学学。至于我们这
个贱行，是祖、父遗留下来的。难道读书识字，做了裁缝就玷污了不成？况且那些学校中的朋友，他们另有一番见识，怎肯和我们相与？而今每日寻得六七分银子，吃饱了饭，要弹琴，要写字，诸事都由得我。又不贪图人的富贵，又不伺候人的颜色。天不收，地不管，倒不快活？”朋友们听了他这一番话，也就不和他亲热。
面对父祖留下的裁缝这个“贱行”，荆元宁可朋友们看他不起、“不和他亲热”，进入不了儒生“儒雅”的行列，也要守着它。这既是一种对社会的反讽，也是传统儒家孝道的一种传承。
二、气节。儒家文化中除了积极入仕为官之外，还有一点就是不屈从于黑暗统治，尤其是压迫百姓的统治，这从孔子反对“陪臣执国政”的态度中可以看出来。而王冕等人身上也有这种气节。如第一回写王冕：
王冕并不曾远行，即时走了来家。秦老过来抱怨他道：“你方才也太执意了。他是一县之主，你怎的这样怠慢他？”王冕道：“老爹请坐，我告诉你。时知县倚著危素的势，要在这里酷虐小民，无所不为；这样的人，我为甚么要相与他？但他这一番回去，必定向危素说；危素老羞变怒，恐要和我计较起来。我如今辞别老爹，收拾行李，到别处去躲避几时。只是母亲在家，放心不下。”
王冕对危素和时知县这般恶官的态度非常明确，就是采取不合作的方式。再如第五十五回写季遐年：
施御史的孙子刚刚走出屏风，季遐年迎着脸大骂道：“你是何等之人，敢来叫我写字！我又不贪你的钱，又不慕你的势，又不借你的光，你敢叫我写起字来！”一顿大嚷大叫，把施乡绅骂的闭口无言，低着头进去了。那季遐年又骂了一会，依旧回到天界寺里去了。
面对御史请他题字，他绝不阿谀奉承，反而大骂一通，摆明自己“又不贪你的钱，又不慕你的势，又不借你的光”的气节。
三、民本。虽然王冕等人不曾做官，但其思想中都含有深深的民本思想，试看第一回中所写：
吴王道：“孤是一个粗卤汉子，今得见先生儒者气象，不觉功利之见顿消。孤在江南，即慕大名，今来拜访，要先生指示。浙人久反之后，何以能服其心？”王冕道：“大王是高明远见的，不消乡民多说。若以仁义服人，何人不服，岂但浙江？若以兵力服人，浙人虽弱，恐亦义不受辱。不见方国珍么？”吴王叹息，点头称善。
朱元璋问政于王冕，王冕则答以“仁义服人”，这便是对儒家思想中仁义和民本思想的一种体现。再如写第五十五回盖宽：
盖宽道：“老爹，‘世情看冷暖，人面逐高低’。当初我有钱的时候，身上穿的也体面，跟的小厮也齐整，和这些亲戚、本家在一块，还搭配的上。而今我这般光景，走到他们家去，他就不嫌我，我自己也觉得可厌。至于老爹说有受过我的惠的，那都是穷人，那里还有得还出来！他而今又到有钱的地方去了，那里还肯到我这里来！我若去寻他，空惹他们的气，有何趣味！”
这里不仅写出了“世情看冷暖，人面逐高低”的世态炎凉，更从受过盖宽恩惠的都是穷人中体现出盖宽的善良，而这种善良的深层，就是儒家的民本思想。
这五人身上都有着儒家的传统美德，不失为儒林中人。同时，这也是吴敬梓对已经沦丧的美德的一种呼唤。
二、道家隐遁思想
在乱世中，儒家思想主张积极救世，故而孔子一生周游列国，哪怕遇到长沮、桀溺、接舆等人的冷嘲热讽，也没有放弃入世的倾向；而道家思想则主张消极隐遁，故而庄子丝毫未将惠子的梁相之位放在眼中，这也是身为名家之流的惠子一直不能理解的。
而在《儒林外史》中，王冕等五人就是典型的隐遁者。而且他们的隐遁并非为求“终南捷径”，试看第一回中说王冕之事：
自此以后，时常有人传说：朝廷行文到浙江布政司，要征聘王冕出来作官。初时不在意里，后来渐渐说的多了，王冕并不通知秦老，私自收拾，连夜逃往会稽山中。半年之后，朝廷果然遣一员官，捧著诏书，带领许多人，将著彩缎表里，来到秦老门首。见秦老八十多岁，须鬓皓然，手扶拄杖。那官与他施礼，秦老让到草堂坐下。那官问道：“王冕先生就在这庄上么？而今皇恩授他咨议参军之职，下官特地捧诏而来。”秦老道：“他虽是这里人，只是久已不知去向了。”秦老献过了茶，领那走到王冕家，推开了门，见蟏蛸满室，蓬蒿蔽径，知是果然去得久了。那官咨嗟叹息了一回，仍旧捧诏回旨去了。
王冕隐居在会稽山中，并不自言姓名，后来得病去世，山邻敛些钱财，葬于会稽山下。是年秦老亦寿终于家。可笑近来文人学士说著王冕，都称他做王参军，究竟王冕何曾做过一日官？
王冕隐居就是为了躲避为官，而且隐居在会稽山之后，“并不自言姓名”，可见其是真隐士。再如第五十五回写王太：
众惊，就要拉着王太吃酒。王太大笑道：“天下那里还有个快活似杀矢棋的事！我
杀过矢棋，心里快活极了，那里还吃的下酒！”说毕，哈哈大笑，头也不回就去了。
比起国手的傲慢和世俗心态，王太只在乎“杀过矢棋，心里快活极了”，这也是道家思想下真隐士的一种表现。而这种隐遁思想正是作者对黑暗统治的反向嘲讽。
三、贫与穷
王冕等人最为突出的共通点就应是日常生活的贫困和仕途的穷困。而贫困与穷困又是相伴相生的。上文已然说明，王冕等人有着儒家的气节和道家的隐遁思想，故而他们的仕途是穷困的，这是他们在特定时代下的无奈选择。而生活的贫困则也是因之而来。关于他们五人的贫困，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生来贫穷——王冕因父亲早亡而贫穷、季遐年“自小儿无家无业”、荆元世代裁缝并无积蓄；二是家业衰落——王太“祖代是三牌楼卖菜的，到他父亲手里穷了，把菜园都卖掉了。他自小儿最喜下围棋。后来父亲死了，他无以为生”、盖宽也是相类的由富转贫。
这两种贫困，无非是吴敬梓的讽刺——无论你何等出生，只要不与官场为伍，终要落得个贫困的下场。
综上所述，王冕等五人存在的意义就在于吴敬梓对现实黑暗政治的批判，以及对传统美德的弘扬。这对当今社会的廉政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都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