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发展和西方经济发展的同异点

中国经济发展和西方经济发展的同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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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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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经济增长与发展：内涵及其决定因素

(一)经济增长内涵

1958年，尼古拉斯一膏尔多通过观察资本主义经济中的经济增长过程，将经济增长中所显现出来的事实概括为：(1)总产出和人均产出以一种前所未有的递增率持续增长； (2)资本一劳动比率持续增长；(3)资本利润率保持不变，明显高于实际利率，至少在大多数比较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是如此；(4)保持稳定的资本系数；(5)产出中的投资份额与收入中的利润份额高度相关； (6)不同国家的劳动生产率的长期增长率和总产出长期增长率存在差异。

197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西蒙·库兹涅兹(Kuznets)将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定义为“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就是它给本国居民提供日益多样化的商品的能力的持续上升。这

种不断提升的能力，是建立在先进技术以及所需要的制度和意识形态的相应调整的基础上。” 他所考察的现代经济增长具有六个特征：(1)人均产出和人口增长率都高，且人均产出增长率更高；(2)全要素增长率高且增长快； (3)经济结构变革迅速； (4)社会、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迅速变革；(5)国际经济扩张迅速；(6)经济增长在世界扩张进程中不平衡。

查尔斯·琼斯(2002)提出了可以广泛应用于世界各国的的增长事实：国家间在人均收人方面存在巨大差异；经济增长率在国家间有显著的差异，并不一定长期保持稳定；一国在世界人均收人分布中的相对位置并非不变，各国均可以从穷国变为富国，反之亦然。

(二)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

1．资本决定论。它认为生产投人要素由自然条件、劳动力和物质资本构成。其中，自然资源供给状况会影响经济增长，劳动力供给在发展中国家相当充裕，不会形成对经济增长的约束；只有物质资本在发展中国家非常匮乏，是启动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这一观点的主要代表是哈罗德和多马等。舒尔茨把资本分为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认为通过教育、卫生等方面的投资，把一般的人力资源转变为具有较高质量(包括体力、智力、技能等)的人力资本后，能够产生“知识效应” 和“非知识效应”，促进经济增长；并且，人力资本能够产生递增效益，可以扭转资本和劳动要素边际收益递减的趋向。卢卡斯(Lueas)认为人力资本投资有因人力资本对投资者本身生产率的贡献的内部效应和因人的知识提高而溢出的外部效应，通过相互传递，最终会引起生产的规模报酬递增效应。

2．技术进步论。该观点的代表人物有索洛(Solow)、阿罗(KoArrow)和保罗·罗默(Romer，P．M．)，它认为在要素资源投入量一定、资源配置处于帕累托最优状态的情况下，技术进步是决定经济增长水平的关键因素。其中索洛(Solow)观点中的技术进步是外生给定的，亦称“外生技术进步论”；阿罗和保罗·罗默则将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内

生化，提出“内生技术进步论”。

3．制度决定论。以诺斯为首的新制度经济学家认为以往经济学的分析忽略了交易费用的存在，提出对经济增长起决定作用的是制度因素及其创新，而制度变化的诱因和动力是产权的界定与变化，认为国家在制度创新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通过推行制度创新使产权结构更有效率是实现经济增长的有效途径。

此外，杨小凯、博兰德等人认为分工和专业化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帕西内蒂

(LoLoPasinetti)、罗斯托、罗宾逊、塞尔昆、库兹涅茨(S．KuznetS)和钱纳里(H．Chenery)等结构主义经济学家提出劳动和资本从生产率较低的部门向生产率较高的部门转移能够加速经济的增长，认为结构效应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

(三)经济发展的内涵

经济发展是指一个国家经济、政治、社会文化、自然环境、结构变化等方面的均衡、 续和协调的发展。一般认为发展概念的提出是针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民族国家而言的。

发展意味着变化，国家内部经济和社会转型的过程，常常遵循一个很有次序的序列，在国家之间显示出共同的特征(瑟尔沃，2001)。古雷特(Goulet，1971)给出了“发展” 的三个基本的因素和核心价值：生存、自尊和自由。赛尔斯(Seers)以类似的方式列出三个要素：即温饱、工作和社会公正。诺伦(D．Nohelen)等人建议运用增长、劳动、平等与公正、参与、不依附与五个指标衡量发展。托达罗(M．P．Todaro)对发展作了如下论述： “发展既是一种物质现实，又是一种精神状态，通过社会的、经济的和制度过程的某些综合，取得了美好生活的手段。不管这种美好生活包含什么内容，所有社会的发展最少必须具备

以下三个目标：第一，增加能够得到的诸如食物、住房、健康和保护等基本生活必须品的数量，并扩大他们的分配；第二，提高生活水平。除了获得更高的收入以外，还应提供更多的工作，更好的教育，并对文化和人道主义给予更大的重视；第三，通过把人们从奴役和依附中出来，来扩大个人和国家在经济和社会方面的选择范围。”

1990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人类发展报告中综合了预期寿命、受教育程度以及国民生产总值等指标，提出了最有影响的发展度量指数——人类发展指数。20世纪60年代末，阿德曼(Adelmari)和莫里斯(Morris)提出了包含40个变量的指标体系，在经济方面，包括了传统农业部门的大小、二元结构的特点、城市化的程度、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增加率、总投资率、物质资本增加程度、对外贸易结构等变量。

由上可知，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两个不同概念，主要表现为： (1)经济增长是经济发展的手段，经济发展是经济增长的目的。(2)经济增长包括粗放型和集约型两种，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要求则更高，不但要遵循经济发展规律，更要重视经济与社会、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统一。(3)经济增长强调的是量的概念，经济发展是包含经济增长在内的质的发展。

二、西方经济增长理论：演变与发展

西方对经济增长的研究具有悠久的历史，通常按照时问脉络将其分为古典、新古典和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下面将分别对其进行阐述并评价。

(一)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及其评价

以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虽未形成严密的理论体系，但经济

增长始终是他们研究的主要课题。斯密认为增加劳动者的数目、增加资本投人、加强分工和改良机器以提高生产率是增加国民财富和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途径，其中，斯密特别推崇分工和专业化。李嘉图的经济增长理论中把利润看作是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动力，主张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力，认为增加积累是扩大生产的必须选择。但是，基于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李嘉图的农业土地收益递减原理等的经济增长，因为没有意识到技术进步的作用，认为经济增长的逻辑结果是停滞，这与事实严重不符。

(二)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开端：哈罗德一多马模型

关于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库兹涅茨在对西欧和北美主要工业化国家截至20世纪中叶的50—100年的经验数据进行分析以后，提出了“现代经济增长”的概念，他指出，现代经济增长主要建立在先进技术以及相应的制度和思想意识调整基础上，但库兹涅茨把向现代经济增长过渡的起点定在第一次产业开始的1760年，关于这一点，学术界是有争议的。

哈罗德一多马模型是在诸多严格的简化性假设下分析长期经济增长。其中包含三个基本概念：一是平均储蓄倾向，又称之为储蓄一收人比率，表示为s=S／Y。二是加速系数，即投资一产量增量比，表示为V=I／△Y。三是经济增长率，它等于产量增量与上期产量之间的比率，表示为G=△Y／Y。同时 假定储蓄全部转化为投资，即I=S。由此得出哈罗德经济增长基本模型公式为G：s／V。它表明要实现均衡的经济增长，国民收入增长率必须等于社会储蓄倾向与资本一产量比二者之比。若V为实际的投资一产量比，则在储蓄比例s一定的条件下，以GA表示实际增长率，则GA=s／V。同理，若V为企业家意愿中的投资一产量比，以GW表示企业家感到满意的收入增长率(亦称之为有保证的增长率)，则GW：s／Vr。由此可以推论：如果现实经济活动的增长率GA等于有保证的增长率GW，国民收入就会年复一年的按照GW增长下去。

哈罗德一多马模型克服了凯恩斯理论只从需求方解释经济现象、只运用短期分析而忽视对经济变动长期趋势研究的局限，拓展了凯恩斯理论的研究范围和分析工具。从理论内容而言，其强调了发达资本主义经济充分就业稳定增长的必要条件，并注意到三个中心问题：充分就业情况下稳态增长的可能性；充分就业情况下稳态增长不大可能；有保证增长率的不稳定(海韦尔·G·琼斯，1999)。哈罗德一多马模型的缺陷主要有：首先，该模型建立在资本产出比固定不变的基础上，并以此来分析长期增长问题显然是不合适的。其次，模型的“存在性问题”和“稳定性问题”困扰着该理论的现实解释力。正如琼斯指出，虽然充分就业情况下存在稳态增长的可能性，但是这一可能性是极小的。而经济增长一旦偏离了均衡增长途径，经济活动不仅不能自我纠正，而且还会产生更大的偏离。因而，稳定性问题也被称之为具有“刀刃” 的性质，这一描述从形象上把握了“哈罗德一多马思路所特有的权威性结论与性质，甚至在长期，经济系统充其量也只能平衡于均衡增长的刀刃上” (索洛，1956)。

(三)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及其评价

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是美国经济学家索洛(Solow)和英国经济学家斯旺(Swan)1956年提出的，其后又由米德、萨缪尔逊和托宾等经济学家对其补充和发展，是以柯布一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为基础建立起来的。索洛(Solow) 一斯旺(Swan)模型的关键特征是它关于总量生产函数性质的假设，它假设规模收益不变、生产要素的边际收益递减和生产要素之间可替代，认为经济的增长依赖于社会的资本存量、劳动力和技术情况。该模型的理论思想是：新古典模型接受除不变的要素比例之外的所有的哈罗德一多马假定，从只生产一种产品的模型经济中展开，其生产函数包含四个变量：产量Y，资本K，劳动L和技术水平或称为劳动的有效性A，其生产函数符合道格拉斯函数形式，具体设为：Y (t) =F (K (t)，A (t)L(t))，即假定资本、劳动和技术知识以外的投入是相对不重要的，且技术为劳动增进型的(A和L是以相乘的形式进人生产函数)。在模型的构建过程中，引入s表示储蓄收入比例，

为资本折旧率，n为劳动力增长率，k表示人均人均资本占有量。根据两部门经济均衡条件I=S，变换得到新古典模型的基本方程△k=s*y一(n+)*k。该方程表明：经济体经济总是向一个均衡增长路径(或稳态，△k=0)收敛；在均衡增长路径上，新古典模型中的每个变量的增长率都是常数；在该路径上，劳动者平均产出的增长率仅仅由技术进步决定，只有技术进步具有增长效应。

新古典模型的贡献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新古典模型认为经济的均衡稳定增长，不仅取决于改变储蓄率，而且还可以通过改变资本一产出比率来实现。第二，该模型认为随着经济增长，收人分配变动趋势是利润率下降，工资上升。第三，该模型把技术进步作为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源泉，认为长期经济增长率是由劳动力增加和技术进步决定的。该理论的主要局限：第一，技术进步被视为产量增长减去要素投入增长的余值，却没有能够提出影响技术进步的因素和途径，把技术进步看作是一个外生变量，未能突破外生经济增长理论的框架。第二，该理论认为“无关性”，即经济的自我运行最终使经济处于最优增长路径上。第三，模型假定资本一产量比率可以根据储蓄率水平任意调整，认为在任何时期储蓄都全部转化为投资，这在事实上是很难实现的。

(四)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主流-新增长理论

新经济增长理论，即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产生于20世纪8O年代，当时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率下降，企业的发展、经济的增长越来越依赖于技术创新及其运用，主要代表人物有罗默(Romer，P．M．)、卢卡斯(Lueas)、格鲁斯曼(G．Grossman)、赫尔普曼(E．Helpman)、加罗尔(O．Galor)、琼斯(C．Jones)、巴罗(R．Barro)、杨小凯等。卢卡斯(Lucas)1988年在《货币经济学》杂志上发表论文《论经济发展机制》，主要讨论了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的相互作用，认为人力资本有内部和外部效应，拥有大量人力资本的国家会取得持续的较快的经济增长，人力资本是“增长的发动机”。罗默(Romer，P．M．)1986

年在《政治经济学》杂志上发表了《收益递增与长期增长》，建立了内生技术变革的长期增长模型，认为知识积累致使的技术变革是经济长期增长的原动力，在特定的竞争均衡下，在不断增加的资本存量下，资本报酬率是递增的，在实际增长率中起最大作用的因素是技术进步与劳动者素质的提高。

新经济增长理论的主要论点是： (1)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来自于内生因素的作用，科技进步需要大量研发投资，内生的科技创新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力量，而技术进步主要是为利润所驱动的企业从事研究与开发活动的结果。(2)知识或技术与人力资本具有外溢效应，这种外溢效应是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条件。通过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投资报酬是递增。(3)商品与知识的流动对一国的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有重要影响。新经济增长理论缺陷：(1)该理论假设条件过于严格，无法解决总量生产函数的问题。新经济增长理论仍是基于新古典增长模式的总量分析框架，因而新古典总量生产函数存在的问题在新经济增长理论中仍旧存在。(2)该理论模型解多种多样，有的甚至得出增长率趋于无穷大的结论，与实际不符。(3)忽略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将制度视为外生、已知和给定的常量。

(五)经济增长理论的新进展-演化经济学

新增长理论以技术进步为核心解释经济增长，但由此产生了一个重要的问题：为什么技术进步在不同的国家进展不一?新增长理论无法予以回答，对此，技术内生和制度内生的协同演化经济增长理论对于经济系统的运行和发展提供了与新古典经济学完全不同的视角(刘志铭、郭惠武，2006)。

1．理论思想。

自纳尔逊和温特(Nelson and Winter，1982)运用演化的方法通过企业生产条件和结

果的不断迭代的动态过程来模拟宏观经济增长过程，并给出了一个完整的经济增长理论模型。企业的技术系数或者惯例的不同即“异质性”，由此导致以“搜寻” 为主要内容的选择过程和技术创新过程的更迭。Conlisk(19)在企业异质性的基础上研究了新加入的企业的技术进步所体现的经济增长，认为该过程具有非稳态的随机漂移性，将经济周期与长期增长纳入到同一个解释框架。1990年以后，生物学中的模仿者方程⑤ (Replicator Equation)引入到演化经济分析中。迈特卡福(Metcalfe，2001)运用模仿者方程，建立了一个简单描述选择和发展两个阶段的模型。基于对选择过程中出现的多样性减弱的问题，他在模型中加入了多样性的补充和创生机制，建立了一个以多样性为经济变迁动力、同时在变迁过程中多样性不断创生的分析框架。随着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以技术变迁为基础的演化增长理论开始将制度因素纳入到分析视野。纳尔逊(2002)开始强调技术和制度的协同演化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Pelikan(2003)将制度的定义回归到诺斯的“约束规则”，进而将经济演化分为两类，一是以技术为核心及其相互关联的因素的演化，二是制度的演化。制度不仅为技术的更迭提供空间，更加速技术创新、技术传播的速度和频率。

2．评价。

演化增长理论普遍采用描述选择过程的模仿者方程来模拟经济的结构变迁，把企业和技术的异质性作为分析的基础，着重分析以异质性为基础的选择过程所导致的经济的结构变迁，并认为结构的变迁也是经济增长的动力，能够从结构变迁的角度对经济增长过程予以解释。而且，引入制度内生化的演化经济增长理论不仅弥补了长期因制度外生分析视角带来的对制度因素的漠视，也丰富了增长理论的影响因素，更实现了演化经济理论与制度分析的融合。然而，纳尔逊点出了其中的问题：研究技术变迁的演化经济学家和一直强调制度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的经济学家之间缺乏交流(纳尔逊，2002)。

那么，我国的经济发展应该选择一种什么样的发展战略呢?

三、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模式存在的问题

(一)经济增长主要依靠高投资、高耗能，可持续性不强

在传统的增长模式下，国家为了使资源和资本密集型产业有利可图，实现高速度发展工业，通常把要素价格压得很低(林毅夫等，1999)。目前这种要素价格严重扭曲的情况依然存在，人为地压低了外延增长的成本。从经济学角度看，经济结构优化，即资源配置结构的优化，是增长方式由外延到内涵转变的关键。在现代经济中，资源配置主要有市场价格机制和行政命令两种基本方式，但目前许多把“结构调整”理解为在主导下集中资源发展资本和资源密集的钢铁、汽车、石化等重化工业，带来了许多负面效应。首先，不能按照比较优势原则配置资源，造成国民经济整体效率下降。我国资源禀赋的基本情况是：“人力资源丰富、自然资源紧缺、资本资源紧俏、生态环境脆弱”，其中最为突出的是，自然资源的人均占有量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在这样的资源禀赋条件下，应该发展低能耗、低资源投入、又能发挥我国人力资源优势的产业为方向。其次，技术创新、产品升级不够，造成了土地、淡水以及煤、电等稀缺资源的高度紧张，生态恶化。

(二)局部投资过热与消费增长率低同时并存

主要表现为：一是东部投资减速，中西部投资加速；二是我国的消费增长率仍不到40％ ，而发达国家的消费增长率可达80％ ，消费不足，使得我国经济内需不足，过于依赖外部经济，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不强。消费不足的原因在于大众收入水平低，收入分配不均衡，20％ 低收人人口只占全部收入的2．75％ ，仅为占人口 20％最高收入者的4．67％。

(三)服务业发展缓慢，就业问题凸出

比如，截止2009年9月底，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为217817亿元，同比增长7．7％，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22500亿元，占10．33％，同比增长4％；第二产业增加值1077亿元， 占48．88％ ，同比增长7．5％ ；第三产业增加值88840亿元，占40．79％ ，同比增长8．8％，而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的第一产业产值比重低于5％ ，第三产业产值比重大于60％。理论分析和实践经验都表明，服务业和小企业是新工作岗位的主要创造者，强调重点发展资本和资源密集的重化工业，势必造成就业状况的恶化。况且我国农村有超过1．5亿的富余劳动力需要转移到非农产业中就业，城镇每年还有1500万以上的新增劳动力需要就业，增加就业是关系经济持续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要任务。此外，我国企业由于服务环节落后，往往只能“卖硬苦力”，从事附加价值和盈利率最低的经济活动，而把研发、设计、品牌营销、金融服务等的丰厚利润拱手送给别人，我国企业为国外企业做“代工”(OEM)的产品卖价通常只占销售商卖价的1／4甚至1／10。

(四)激励机制扭曲

表现为：其一，在部门和国有经济部门，向上级负责的“官本位” 导向不仅停留在观念上，而且体现在上，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非公有经济部门；其二，主要使用产值指标、财政收入指标来衡量和考核地区的发展。

四、发展我国经济的战略抉择

(一)通过大力推进改革转变经济增长

方式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之所以没有实现向集约增长方式转变，从根本上说制度方面的原因使然。因此，转变我国经济增长方式最根本的途径是：一是矫正被扭曲的制度，包括产权制度、市场、法律规章、教育和科技等诸多的。二是在对经济增

长要素进行合理配置时，建立起促进要素发挥作用的健全的制度。坚定不移地理顺生产要素价格关系，消除利率、租金、税率、汇率、工资等方面的扭曲。按照“统一、开放、竞争、有序” 的要求，检查和评估各种市场，将每个领域的每一项缺陷与不足列在明处，落实解决的办法和负责的部门。三是鼓励技术创新和产品升级，促进科技在国民经济各领域中的运用。为此，要深入推进科技改革，提高研发质量，充分发挥人的积极主动性，通过技术改革和技术创新提升我国产业的技术水平。四是需要推进教育改革，尽可能加大对教育的投资，大力发展中等教育，加强高等教育，提高教育质量，改善人力资本投资效率。

(二)扩大消费，启动内需，促进经济增长

扩大消费、启动内需是一项需要长期努力的工作，要有科学的规划、完备的，说到底就是要改变收入分配格局，提高大众收入，建立健全维护公众利益的社保体系，增强居民购买力。在宏观层面上，必须做好三项工作：一是改革国民收入分配制度，逐步调整积累与分配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二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大力扶持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和贫困地区发展，逐步缩小地区差异和城乡差别；三是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扩大社保覆盖范围，提高社会保障待遇。

(三)推动人口聚集和第三产业发展，增加就业

先行工业化国家的经验说明，商业、金融等一般服务业有利于降低制造和交易成本，提高经济整体效率。为此，我们应该尽快建立基本服务业体系，在具备一定基础的地方，努力促进原有服务业升级，发展电信、传播、金融、旅游、咨询等现代服务业，积极推动从事简单加工装配的企业向研发、设计、品牌营销等环节延伸。要将增加就业岗位作为地方的重要工作目标，积极鼓励民营经济，扶持社区服务以及其他各种第三产业，从制

度上鼓励各种灵活的就业方式，统一城乡劳动力市场。

(四)转变职能，建立良好的激励机制

新增长理论指出，知识、人力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离不开的作用，必须采取鼓励发展新技术的并且对知识产权提供有力的保护。因此，除非市场失灵，应该不干预市场交易活动和企业的微观决策行为，应主要履行以下职责：提供法治环境，通过总量手段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在市场失灵的条件下酌情使用经济和行政手段。此外，为建立良好的激励机制，还必须深化金融、财政与税收改革，加快推进货币、资本、保险、外汇等领域的市场化改革，完善金融产品的市场定价机制；改变片面追求工业产值的倾向，逐步将税收重点从生产环节和交易环节转移到收人和交易环节，建立、培养物业税、遗产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