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危机也是政治发展契机

/“以下三个相互关联的问题对于中国政治未来的分析是决定性的。首先，中国领导人寻求政治改革的动力是什么？其次，有哪些因素或成障碍阻止他们这样做？第三，中国应该采取什么方略才能克服这些障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对这三个问题的回答，没有人比俞可平更为明晰”，这是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李成对俞可平的评价。他那篇文章的标题，如今已成为俞可平新书的书名

———《让民主造福中国》。数年前，俞可平的《民主是个好东西》曾一纸风行，引起各方揣测与解读，而《让民主造福中国》延续了这位高级智囊的既往风格:不遗余力鼓吹民主。

近日，一向低调的编译局副俞可平在自己《让民主造福中国》新书发布会上，接受了包括南方都市报记者在内的提问，他的回答构成了对书中民主斗士形象的一种补充。

为何不推广常任制

南方都市报:每年的“”都很热闹，但一结束，全国就不知哪去了。对全国常任制，你有什么看法？或者你有什么建议能让更有效发挥作用？

俞可平:我个人有个秘密，这几天会去列席旁听，特别热闹，大家都很关注。但是会议结束之后就如你所说的了。日常怎么发挥作用？怎样体现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基本的政治制度呢？这些年，专家学者和地方领导都在探索，你讲的常任制我觉得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探索，我去看过广东、深圳的工作站，是非常有益的改革试验，社区设立一个工作站，一年365天都有助手值班，社区内谁有意见就可以交给，再和交涉。从我们考察的材料看，效果很好，这个制度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新举措。这么好的制度我们怎样推广？我希望有关部门做出更多探索，好的经验一定要及时总结，在更大的范围内加以推广，这个很重要。 西方两院制的优点也是缺点

南方都市报:很多人将我国的、政协制度和西方的参、众两院做比较。在你看来，我国的制度有哪些优点？又有哪些地方应向西方学习借鉴？

俞可平:把、政协和西方的参、众两院或上、下院进行类比是不对的，完全不是一个，参众两院和、政协存在根本区别。他们是三权分立，权力制约；我们是议行合一，既有立法权也有决策权。这是非常大的区别。中国这样一种制度，它的利弊在哪里？从制度设计的本身来看，我们这个制度最初的本源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对西方的代议制民主做过许多很严厉的批判，认为这个

民主是虚假的，而且他认为有些制度设计不但虚假，且行政效率也不高。所以他在巴黎公社里讲到未来理想的制度应该是议行合一的。议行合一的行政效率比较高，不需要扯皮。西方国家这种议会制，一个事扯来扯去，效率低，行政效率又影响到支持满意率。从这个角度讲，我们这个制度与西方制度存在非常明显的不同。但是西方制度的缺点有时恰恰又是另外一种优势，它三权相互制约，在重大问题上它能够更多地听取多方意见，所以有些重大决策的出台能够方方面面兼顾，不会草率出台，出台以后能够得到各方面的认可。 金融危机也是政治社会发展的契机

《21世纪经济报道》:在金融危机下，包括民主政治、包括改革创新它未来的出路在哪里？

俞可平:大家可以看到中国在全球的地位，确实是前所未有地增强，尤其体现在经济上，以前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情况:西方的发达国家都指望着中国能有更好的表现，为克服全球金融危机做更多的事情，承担更多的责任，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呢？最基本的一条，就是证明我们改革开放三十年所走的是正确的道路。我们基本的道路和模式是成功的，同时我们遇到了这样一场严重的危机。我非常赞同的判断，这既是一个危机，也是一个发展的契机，如果我们能有效地克服这场危机，我们的发展就会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但这里面确实也有一些问题让我担心。我们要克服经济危机，把我们的经济搞上去，在这个过程中也有可能出现一些偏颇的问题，以为其他就不重要了。民生重要，经济重要，是不是社会和谐不重要？民主政治不重要？如果那样的话我们很有可能会犯大错误！我所谓的危机就是契机，不光是指经济发展的契机，也是政治、社会发展的契机，危机通常考验我们的政治，也迫使我们做一些突破性的改革。我认为我们需要做一些突破性的改革，我一直倡导增量民主，有一些读者或者媒体，总是要把我的增量民主说成渐进民主，我总是要纠正他，二者有很大的区别。增量民主强调的是整体利益的增加，着眼点在这；渐进性民主的着眼点在过程的缓慢性；此外，我主张增量改革要有突破（不是突变），而渐进改革不强调突破。在这样一个危机中我觉得是非常好的契机，可以在一些领域突破。比方说怎样使我们社会利益分配更加公正？利益分配机制需要突破性改革。我很高兴地看到，利用宏观和克服经济危机的机会，正下大力气扩大社会保障范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举措，还有我刚才提到的，反需要突破，党内民主需要讨论，基层民主也需要突破，这些改革只能使社会更加和谐，我们的社会更加公平正义，和群众的关系更加和睦———我们现在有些干部看到和群众关系紧张，就简单地以为是不是我们的社会稳定机制有问题啊？不是的！事实上更根本的原因是公民和政治的关系，是和公信力及公民的参与渠道是否畅通有关系，这是需要民主的。

既得利益格局阻碍民主发展

半月谈:我国民主发展上的阻碍主要来自哪里？

俞可平:首先是文化，我们过去确实没有民主的传统，民主是近代的先辈们浴血奋斗从西方学习借鉴而来的，包括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从中国传统文化来讲，我们没有这个传统，这给我们推动民主政治带来许多困难。举个例子，我专门研究过从古代到现代中国“官”是怎么产生的，特别有意思。最早是分封制，到了春秋战国开始实行察举制，大概延续了一千多年，后来这种制度也日现弊端，从隋唐开始就出现了很重要的科举制，科举制又延续了很久，一直到清末。时期开始选举制，当时的选举出了很多笑话，选举的实验很多，但都不太成功，我觉得很重要的原因是传统文化。但这并不是说我国有这么长的察举制等历史就说明我们不能搞民主，一个民族、文明要进步，恰恰就是要不断延续自己的传统，同时吸收其他文明的优秀传统，其中包括民主选举制。事实上，经过近50余年的发展，我认为传统文化的阻力已经慢慢让位于其他的因素了，比如既得利益的阻力。一个很简单的例子:现在强调公共投入，假如现在有500万元可以提供给乡公共事务，如果乡、镇领导不民主，500万元想怎么用就怎么用，就会滋生；假如乡、镇领导真心要为老百姓办点好事，就会听取大家意见，要大家来监督钱怎么花，这就是民主。不仅是民主，整个政治突破性的改革，可能牵涉的利益格局调整非常大，甚至比传统文化的制约更大。还有个制约就是因为我们没有经验，所以对有些改革有些怕，万一改革失控了怎么办？因为政治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一方面我们要稳定，另一方面我们要改革，没有改革就没有稳定。怎么样走出改革、稳定这样一个两难的困境，需要高度的智慧。有一些非常好的改革经验为什么不能得到更大范围的推广呢？基本上就是我说的这三个原因:传统的文化制约，现实的利益格局和对稳定的担心。 西方对中国民主政治存在误解

光明日报:在中国和国际进行对话的过程中间，国际上的人对中国国内的民主还存在着哪些误解？

俞可平:国外对中国的民主政治确实存在很多重大的偏见，去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我组织过两个课题:一个是中国政治发展30年，一个是中国制度变迁 30年。我觉得我们改革开放30年的过程不光是一个经济进步的过程，也是一个政治进步的过程。我们在政治上有很多重大进步，这一点我们都确信无疑，可是西方很多政治家和学者并不这么认为，他们认为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确了不起，经济上变得这么强大，社会上变化也很大，生活水平也提高了，但他们说，有例外，这个例外就是政体，尤其是民主政体，他说你在这方面的进步几乎没有，或者有的话也很小。为什么我们的感觉跟西方人的感觉有这么大的差别？主要是评

价标准不同。西方学者评价我们的标准主要是三个，一个是有没有政治竞争，就是多党竞争。第二，有没有三权分立。第三，国家最高领导人是不是直接普选。我们的政治对这三个标准，一个都不采纳。我们是中国特色的社会发展状况，我们是一党执政、多党合作，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以及政治协商制度。一个标准不合，他就觉得你政治上没有进步，这是一种非常大的偏见，这个偏见产生的根源还是以西方的模式作为标准。我觉得西方对我们最大的一个偏见，就是评价标准的不同，他不接受我们的标准。 个人资料

俞可平是编译局副、编译局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中国创新研究中心主任。但他强调自己的学者身份。“从政治上讲，我当然是一个干部，但是呢，我们这个部门比较特殊，承担的工作主要也是做研究。”不过，他也不否认自己拥有通过学术研究影响决策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