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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时期张闻天与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中国化
作者：刘永国
来源：《经济研究导刊》2012年第33期
摘要：张闻天毕生致力于推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中国化。在民主时期，张闻天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主要包括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利用资本主义、积极发展合作社经济和加强城市经济建设等。张闻天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是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键词：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民主时期；张闻天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33-0242-03
张闻天为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中国化作出了巨大贡献。目前，学术届鲜有论者把张闻天的经济思想置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背景下进行考量，从而一定程度上遮蔽了张闻天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历史地位和重要意义。本文试图以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中国化这一新的视角，重新审视张闻天的经济思想，彰显其历史地位和重要意义。 一、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
在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与非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从不同的立场和观点展开了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张闻天发表了《中国经济之性质问题的研究——评任曙君的〈中国经济研究〉》的论战长文，结合各种生产关系发展的实际，深入分析了帝国主义经济、资本主义经济和封建经济在社会经济中的地位、作用和相互关系，认定近代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
在近代，资本—帝国主义客观上“在中国造成了些资本主义的关系，并且大大扩张了商品经济的领域”，“但正是因为帝国主义的目的，是在把中国变成帝国主义经济的附庸，变成它的原料出产地，它的商品市场，它的投资的所在。”[1] 中国经济的发展前途，在帝国主义的统治之下，就只有殖民地化的道路。在乡村，帝国主义国家商品的大量输入，确实对农村封建经济有破坏作用，使商品经济在乡村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但为了通过中国的地主、商人、高利贷者，推销它的商品，搜刮农民的财富，“所以在乡村中间，帝国主义维持着封建的剥削。” [1] 这一方面，没有带来农村经济的资本主义化，而带来的只是农村经济的半殖民地化；另一方面，并没有消灭封建经济，而且不断加重着乡村中封建式的剥削，资本主义经济是异常微弱。依据帝国主义经济、资本主义经济和封建经济在社会经济中的地位、作用和相互关系，张闻天认为，“帝国主义所以在创造最小限度的资本主义的企业与资本主义的关系，并不是为了要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使中国变成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为了这一点，它不但不愿发展中国的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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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主义，而且尽量地阻碍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1] 据此，在帝国主义经济和封建经济的严重压迫下，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在整个社会经济中并不占优势，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还不能统治全国的经济生活。这说明，近代中国不是资本主义社会，而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张闻天的观点，从近代中国社会经济成分出发，判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找准确了中国发生发展的经济根源。 二、利用资本主义
张闻天从中国社会生产力落后的实际出发，明确主张利用资本主义发展生产力，其“利用资本主义”的思想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保留和允许发展资本主义私营工商业
在民主的较长时期内，“左”倾错误无视中国的性质、落后的社会生产力和近代中国复杂的社会经济关系，教条式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主张在政治上民族资产阶级，经济上资本主义私营工商业。张闻天结合近代中国国情，尤其是生产力相当落后的具体实际，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从列宁新经济中获得了有益启示，主张保留和允许发展资本主义私营工商业。
在苏区，张闻天针对苏区生产力落后和苏维埃无力经营大规模生产的状况，曾指出，允许私人资本主义存在和发展，而且强调资本主义的发展不但对于苏维埃政权不是可怕的，而且对于苏维埃政权是有利的[2]。苏区在执行劳动的实践中，对劳动条件、工资待遇、工人福利等方面作出了不适合苏区生产力低下的实际的过左规定，对资本主义私营工商业造成了严重破坏。张闻天认为，“机械的执行《劳动法》，必然是工商业的凋零” [1]，要求立刻修改。在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过程中，张闻天把发展资本主义私营工商业作为繁荣工商业、改善人民生活和支持长期战争的主要任务，理顺了公营资本与资本主义私营工商业之间的关系，指出，公营资本“不是在排斥与吞并私人资本，与民争利，而是在调节私人资本的活动，补足私人资本的不足与缺陷，使之与支持长期战争的需要及整个社会发展的利益相符合”，“它们使用各种同私人资本争利的一切举动是应该禁止的” [1]。同时，从贸易、工业、税收、工资、领导监督等方面对资本主义私营工商业加以扶持。伴随着东北的、军事和经济形势的好转，大部分资本主义私营工商业同过去比较起来，“开始表现出了停滞与萧条的状态”。为了资本主义私营工商业的健康发展，充分利用其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的积极性，在总结“左”右摇摆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张闻天认为，应该“在国家经济建设计划中给私人资本指定一定的活动地盘，在原料与市场方面给以一定的照顾，并在税收、价格、劳动、运输、借贷等方面给以一定的有利条件，逐步引导它使之循着我们所需要的方向发展” [1]，使之成为新民主主义经济体系内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时要求“必须定出发展私人资本的计划，使之成为东北经济计划中的一个有机部分并根据计划去定出各种具体的法令规章” [1]。应该指出的是，张闻天在强调保留和允许发展资本主义私营工商业的同时，也提出要克服资本主义私营工商业的不足和缺陷。“凡属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都有利可图，因而都能生存和发展；凡属无利或有害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都使之无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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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图，因而被迫转业，特别是逼使商业投机资本向工业方面转移极为重要。”[1]张闻天认为，引导私人资本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最佳途径是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这种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方向，对于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发展是有利的，因为从国家需要出发，吸引私人资本来为国家服务，并把私人资本置于国家的管理与监督之下，使之成为国民经济计划的有机的一部分。”[1]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利用资本主义发展生产力。 （二）正确对待富农经济和地主兼营的工商业
富农是采用雇佣劳动的方式经营农业生产的资产阶级，富农经济是农村的资本主义经济。但在土地中，党内的富农却极不稳定，尤其是“左”倾错误混淆了富农经济与富农兼有的封建剥削的原则界限，将其一起反对。张闻天在实践中逐步认识到关于富农的“左”倾错误，认真分析了富农经济发展农村生产力的积极作用，认为富农经济“可以大大的发展生产，使生活更加好起来”，主张区别对待富农经济与富农兼有的封建剥削，“在苏区，只取消富农的封建剥削，如出租土地的剥削方式就要取消。他们自己雇用劳动力耕种的土地，就不应该没收”，“我们保障他们营业、生产的安全，使他们能赚钱” [3]。张闻天的主张对改变富农发挥了积极作用。达到陕北后，逐渐改变了“加紧反对富农”的“左”倾倾向，提出，“对于富农我们只取消其封建式剥削的部分，即没收其出租的土地，并取消其高利贷。富农所经营的（包括雇工经营的）土地，商业以及其他财产则不能没收。苏维埃并应保障富农扩大生产（如租佃土地，开辟荒地，雇用工人等）与发展工商业的自由” [4]。关于富农的改变，保留了富农经济，促进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在陕北、晋西北农村调查的基础上，张闻天进一步发展了关于富农经济的观点，认为富农经济的资本主义经营方式“可使商品经济园艺业等发展” [5]，主张把富农经济作为新民主主义经济加以发展。对于东北地区土地改革完成后出现的新富农经济，张闻天认为，这是一种新的资本主义性的经济，“对于发展农村的生产力，有一定的进步作用，所以，民主对于这种新富农是应该而且必须容许其存在与发展。” [1]
在东北地区土地改革中，出现了对于地主兼营的工商业的“左”倾现象，“对地主兼工商业者挖后门、挖家底，有的在挖家底之外还实行罚款，结果使他们全部破产，或者关了门。” [1]针对这种“左”倾现象，张闻天分析了产生这种“左”倾现象的原因，主张区别对待，“对地主兼工商业者，除没收其封建剥削部分外，即没收其乡村的土地及其出租的牲畜与房屋，并废除其高利贷，其他一律不动。”[1]这样及时制止了“左”倾现象，保护了地主兼营的工商业。 三、积极发展合作社经济
在中国工业落后、小生产占极大优势的特殊国情下，个体经济几乎占全部生产的90%[6]。个体经济一方面受到地主、富农、资本家和高利贷者的中间剥削，另一方面又经常自发地大量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张闻天依据新民主主义经济的构成、性质、地位、发展方向和相互关系，形成了比较成熟的关于合作社经济的思想，尤其强调积极发展供销合作社经济。 （一）合作社经济是新民主主义经济构成中重要的经济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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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苏区时期，张闻天就十分重视合作社经济在苏区经济建设中的意义，要求“苏维埃必须用一切力量组织工人农民的消费合作社” [2]。张闻天在建构新民主主义经济的五种基本经济成分时，把合作社经济作为新民主主义经济构成中重要的经济成分，认为，合作社经济的建设已成为“经济建设中仅次于国营经济的重要任务” [1]。这根源于合作社经济在与国营经济、个体经济以及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关系中居于重要地位。
首先，合作社经济是国营经济与个体经济之间的经济桥梁和纽带。一方面，个体经济要避免中间剥削、克服散漫和无计划、提高生产热情和发家致富，在新民主主义经济条件下，“有权利指望依赖无产阶级领导的不剥削他们的供销合作社，去进行他们的小商品生产。” [1]另一方面，国营经济要巩固和加强自己在新民主主义经济中的领导地位，只有与“可靠的经济上的同盟军”、“有力的助手”合作社经济结合起来，否则“国营经济没有合作社的帮助，它在经济战线上会是孤立无援的”[1]。
其次，国营经济领导下的合作社经济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关系，是团结和斗争或竞争的关系。一方面，通过团结，合作社经济能够促进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另一方面，通过斗争或竞争，合作社经济能够防止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固有的投机性和破坏性，“达到在广大范围内由合作社来代替私人商业资本的地位” [1]。由此可见，合作社经济无论采取团结还是斗争或竞争的，都有利于国营经济领导地位的巩固和加强。 （二）合作社经济的发展路径
国营经济依靠合作社经济，最终把个体经济引向社会主义。对此，张闻天根据“从供销到生产”的规律，勾画出合作社经济的发展路径：供销—生产—集体化。以农村供销合作社经济为例。第一步，建立供销合作社经济，并使其“成为组织农村生产与消费的中心环节” [1]；第二步，合作社对农民供销问题解决后，“及时与适当地进行组织副业、扶助农业等工作，以使集的原则，逐渐能由供销方面进到农业产品的生产方面”[1]；第三步，实现生产的集体化。这样，新民主主义的合作社经济就转变成了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经济，小生产者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
四、加强城市经济建设
随着战争的胜利发展，如何搞好城市建设，发挥城市在经济建设中的积极作用的课题，已经摆在习惯了农村环境的中国党人的面前。张闻天结合东北城市工作的实际，强调要加强城市建设，尤其要加强城市经济建设。 （一）城市经济建设的重要性
张闻天认为，要把城市看得和农村工作同样重要，有些地方还要看得比农村工作更重要[1]。这是由城市在支援战争和巩固工农联盟中的重要性决定的。战争转入进攻，需要坚实的物质基础，“没有城市工业的支持，只靠乡村的小生产是满足不了这个要求的”，“战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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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利和发展要求我们大大发挥城市的力量” [1]。城市经济建设也是满足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和巩固工农联盟的需要。土地改革完成后，农民要求城市能够满足他们对于农具、机器、日用品、文化和科学技术的需要，“农民供给了城市粮食，城市就应当满足农民的这些要求。否则，工农联盟就不能巩固” [1]。 （二）保护和发展城市生产力
在党的工作重点向城市转移的过程中，客观上产生了违反党的城市工商业、破坏城市生产力的消极现象。张闻天认为，为了发挥城市支援战争和巩固工农联盟的积极作用，必须保护和发展城市生产力，加强城市经济建设。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城市清算运动和平分土地运动中，张闻天主张，清算配给店与加工业，“按照不使被清算者的工商业倒闭的原则”，“农民不得直接查封工厂商店，或直接没收工商业者的财产”，“凡没收的工厂商店，一般不应使之分散或荒废” [1]，否则“势必使所有过去经营配给店与加工业者破产”，“影响到工商业的衰落，在工商业中间造成恐惧” [1]。在发展城市生产力方面，张闻天认为，在城市反奸清算的目的初步达到后，应该“把我们的注意力转移到繁荣工商业方面去”，“应该劝告与鼓励纯正的工商业者恢复与继续他们的工商业活动，同时在一切可能方面帮助他们，保护他们的生命财产与经营工商业的自由与安全” [1]。
经济思想是中国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张闻天作为党在民主时期的一个较长时期的重要领导人，无疑对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的丰富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为中国党在根据地和区开展经济建设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 参考文献：
[1] 张闻天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2-460.
[2] 档案馆.文件选集：第9册[M].北京：党校出版社，1991：485-486.
[3] 张闻天文集：第2卷[M].北京：党史出版社，1992：36.
[4] 档案馆.文件选集：第10册[M].北京：党校出版社，1991：586. [5] 党史资料室.党史资料：第29辑[M].北京：党史资料出版社，1999：4.
[6] 李占才，张黎.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史[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0：332. [责任编辑 王玉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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